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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的民族器乐创作

来源:中国文化报 来源作者:乔建中 编辑人:王苏佳 发布时间:2018-10-24 09:53:22

自1980年初起,由于国家全面实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中国的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文化艺术诸领域顺势迎来一个宽松、宽容的新环境,中国音乐创作在整体上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且这一活跃状态一直持续至今,民族器乐的创作就是其中之一。

大致说来,这40年的民族器乐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创作热点和基本特征。

其一,大中型体量的作品多,成功率也高。1982年,作曲家刘文金完成四个乐章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并由当代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在上海首演。这首新作在历史内容的厚重、结构的完整、气势的恢弘和演奏技艺的出新方面,都引发出这个领域的一种新观念、新思维,带来一股别开生面的新作风。由此,一批优秀的大型作品接连出现,大型合奏曲如《秦·兵马俑》(彭修文,1984年)、《达勃河随想》(何训田,1982年)、《西北组曲》(谭盾,1985年)、《塔什拉玛干掠影》(金湘,1985年)、《滇西土风三首》(郭文景,1993年)、《后土》(唐建平,1997年),到了新世纪又有《抒情变奏曲》(刘长远,2003年)和以赵季平为首的创作团队(作曲家韩兰魁、陈大兆、景建树、张坚等)所谱写的《华夏之根》(2005年)、《民族交响乐—敦煌音画》(2012年)、《海上丝路组曲》(2016年),同一时期还有香港中乐团委约的《周·秦·汉·唐》(周煕杰、陈大兆、老罗、伍卓贤)、2017年青年作曲家王丹红的七个乐章组曲《永远的山丹丹》等。大型协奏曲方面,主要有琵琶协奏曲《花木兰》(顾冠仁,1979年)、古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李焕之,1980年)、《北方生活素描》(刘锡津,1980年)、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刘星,1986年)、“第一、二、三、四二胡狂想曲”(1988年至2010年,王建民)、笛子协奏曲《愁空山》(郭文景,1991年)、唢呐《唤凤》(秦文琛,1996年)、琵琶协奏曲《春秋》(唐建平,1997年)以及《千章扫》(香港罗永晖,1997年)等等,多乐章独奏音乐则以刘文金于2000年至2009年间创作的无伴奏二胡套曲《如来梦》为代表,这部作品由八首乐曲组成,借用佛经故事表达了作曲家的生命观,成为民族器乐创作又一部新典范。总体来看,大中型民族器乐作品40年来在这一创作领域占有很大比重,也是引领这一领域的主要体裁和作品质量的重要标志,新世纪以来,这个趋势有增无减,势头良好。

其二,音乐语汇、技法的多元化探索。1980年以后,20世纪以来欧美各国音乐创作出现的一系列新思潮、新技法迅速传入中国,并引起一大批中青年音乐家学习、运用的热潮,从而造成对于此前传统思维和创作观念的“反叛”,甚至具有某种“颠覆性”,学术界将受此一现代音乐思潮影响并付诸实践的作品,统称为“新潮音乐”。这一派音乐的核心成员是谭盾、瞿小松、叶小刚、周龙、陈怡、李滨扬、何训田等,在1985年前后,他们分别举行自己的民族器乐作品音乐会,由此在民族器乐创作领域掀起一股“新潮”飓风,其中代表性作品如《竹迹》《双阙》《两乐章音乐》《山谣》《山神》《神曲》《天籁》《为拉弦乐组而作的组曲》《空谷流水》《钟鼓乐三章》《打击乐协奏曲》《剪贴》《中国狂想曲》等,这些作品的特征是不以传统思维方法为宗,不受传统技法的束缚,而将扩大民族器乐艺术的现代性表现力、抒发作曲家的意念和想象为主导,即使一时不为观众的“耳朵”理解,甚至受到指责也在所不惜,体现出一种“冲决罗网”的求新求变精神。尽管在当时引起种种非议,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这批作品中的一大部分仍然保留至今,为民族器乐的探索、实践、创新,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路和经验,也闯出了一条新路,其历史性贡献已经被多数人所承认。

其三,室内乐创作呈上升趋势。中国民间流传着多种小型乐队合奏乐形式,其中有弦索乐、丝竹乐等,丝竹乐如广东音乐、潮州弦诗乐、福建南音、江南丝竹和部分二人台曲牌音乐,弦索乐如河南大调曲子、菏泽“碰八板”等,如果以演出环境划定,它们均属于民间室内乐。而在专业创作领域,受到西方室内乐和上述民间小型合奏乐种的影响,自1980年起,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很多演奏家自由组成的室内乐团,如北京“五朵金花”室内乐团、上海“女子弹拨乐团”,1990年以后,又有“华夏”“华韵九方”“卿静梅月”“珠海女子”“盛兰七星”“天音”等多个民族器乐室内乐团。新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学院10余位演奏家自行组成“紫禁城室内乐团”,活跃于国内外音乐会舞台,同时很多院校出现了以“组合”“乐坊”为名称的室内乐组织,如上海音乐学院的“金岂组合”、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古典印象国乐坊”、中央音乐学院的“圣风”。作品方面,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胡登跳先生早在1980年初就创作了《节日的夜晚》,给民族室内乐创作点起一把火。与大型民族管弦乐一样,这个领域的作品类型、语言风格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作曲家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和技艺的多样化选择,仅以2015年举办的“第三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经典民族管弦乐(室内乐)作品评奖”最终获奖的曲目看,这一特征尤为明显,特别奖:《节日的夜晚》(胡登跳);优秀作品奖:《阿哩哩》(王建民)、《悠然》(艾立群)、《水墨画》(刘长远)、《心雨》(唐建平)、《竹枝词》(郭文景)、《古典印象》(向民)、《飞旋的艾特莱斯》(王丹红)、《沙尾》(刘青)、《芬芳》(朱琳)、《连环扣》(张辉)、《京韵悠悠》(白浩钰)、《玲珑》(谢鹏)。在这个作曲家群体中,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也涵盖了传统的、现代的乃至更加“前卫”的音乐语言风格,作品的成功反映了中国民族管弦乐作曲家在这个领域的大胆探索和试验,也为中国现代民族室内乐这一传统深厚、但新作不多的领域留下了第一批新成果。

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音乐学院的“紫禁城室内乐团”,10余年来,一方面与多位国内外作曲家合作,先后委约完成20多首新作,如《天运》(新西兰,杰克·波蒂)、《兰草》(美国,威廉·达克沃斯)、《梅边四梦》(王丹红)等,另一方面坚持到泉州、潮州、西安、北京等地向民间音乐家学习,再将所学传统曲目进行有保留地创新性改编,如《昭君怨》《中花六板》《线戏》等,以此来保持传统曲目与新创曲目之间的风格、技艺张力。多年来,他们以中国文化特使的身份遍访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让各国观众了解并欣赏了中国民族室内乐的艺术风采和魅力。

其四,借助多媒体等其他艺术形式拓宽民族管弦乐的艺术表现力,为中国民族器乐艺术赢得更多观众。2010年,香港中乐团上演了跨媒体“音乐养心”主题的《山花醉》《千水情》(梅广剑)等,包括了民乐、舞蹈、古诗、书法、朗诵、影像概念等因素。自2013年起,中央民族乐团与“印象”系列导演王潮歌深度合作,先后推出《印象国乐》《又见国乐》两台大型多媒体民族器乐节目,近期又上演了《玄奘西行》,这些节目借助多媒体、高科技手段将舞台灯光、布景、服装以及演奏家朗诵等融于一体,呈现出全新的大场面、大制作的民族器乐表演场景,给观众带来视觉、听觉、审美心理以强烈的现场感受,让听众更加贴近民族器乐表演艺术。

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无论是大型合奏、协奏、重奏,还是独奏、室内乐等不同形式,都是在20世纪中西音乐文化全面交流的背景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虽然前后已经有百年的实践,也有历史悠久、曲目丰富的传统器乐艺术作为根基,但毕竟因为传统乐器性能、乐器组合、创作经验、曲目积累的局限性,其总体历史进程仍然属于实验、探索阶段,对于它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自豪并深以为荣,并对百年来所有参与此一实验、探索的前辈深怀感激钦佩之情。至于这门艺术目前还存在的不足、局限,我们也须从理解的角度加以呵护,容许它进行不断试验、实践,让这门仅有百年的艺术形式在创作、表演实践中继续积累并茁壮成长,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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